艾伦·约翰逊著《见树又见林》

作为约翰逊致力思考的这一“大哉问”的具体面向之一，在面对父权制问题时，他同样选择了这样的“两步走”。约翰逊在这里使用的工具是社会学概念“最小阻力路径”。尽管他强调作为体制的父权制并不等同于任何个体或群体，但终究还是“我们让社会体制得以发生；当我们参与社会体制时，我们的生活被社会化和最小阻力路径塑造”（55页）。换言之，尽管我们常常以“世上本无路”的套话作为对开拓者的赞美，但更符合社会学意义的表述其实是一条路走的人越多，阻力越小，直至成为唯一的路——哪怕这条路既不宽阔，也不安全：

如果一个社会是压迫性的，那么在其中成长、生活的人会倾向于接受它，认同它并且参与它，把它当成不值得特别注意的常态。这就是所有体制的最小阻力路径，考虑到我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以及伴随着顺应现状的嘉奖与惩罚,我们很难不去遵循此类路径。当特权与压迫融入日常生活的结构之中，我们无须特意公开施展压迫就能让一个特权体制产生压迫性的结果，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说，邪恶想要得逞，只需要好人什么都不做。（59-60页）

所以好人能做什么？首先便是理解父权制何以成为“最小阻力路径”。于是接下来，约翰逊开始对父权制长期存在的理由进行讨论。尽管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本质主义”，即天生的“男女有别”决定了男女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分工乃至于地位，但这显然经不起推敲：“如果男性特权根植于男性本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男性在为父权制男子气概和他们作为成年男性的生活经受训练时，感到那么痛苦、困惑、矛盾和抗拒？”（94页）而正是在本质主义的矛盾之处，父权制的本质得以显露，“父权制之下的生活安排似乎常常会渗透‘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核心”（同上）——男性通过相信、主张、彼此确认男子气概才成为男性，正如父权制通过时刻主张自己的唯一合法性完成论证循环。

一个通过循环论证确立自身合法性的体制必然是封闭的，而一个封闭体制的维持往往需要一种实现自我循环的动力学。“现代父权制是由控制与恐惧之间的动态关系驱动的，男性通过控制寻求地位与安全，恐惧其他男性对他们加以控制，并将攫取更大的控制权当做唯一的出路”（133页）。有趣的是，在同样致力于启发人们想象超越当下社会模式可能性的作品《人类新史》中，两位作者——大卫·克雷伯和大卫·温格罗——同样提示我们，当下并不完美的社会体制存在暴力支配的循环，“单纯的暴力行为会成为过去，但转换为照护的暴力行为往往会持续存在”（[美]大卫·克雷伯、[英]大卫·温格罗，《人类新史》，张帆、张雨欣译，九州出版社，2024年，166页）。最典型的莫过于男性群体通过种种花样也许不同，但必然包含暴力的入会考验、收编“合格者”，并对其提供照护的承诺。而只要将这种“兄弟会”文化放大，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现代国家的隐约身影，“这就是为什么特工成了现代国家的神话象征。拥有杀人执照（并捍卫国家安全）的詹姆斯·邦德集个人魅力、保密性和无限暴力使用权于一身，其背后是一架庞大的官僚机器”（同上，318页）。